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的农业非常发达，我们很早就发展出了以精耕细作为核心的农业特征。
所谓“精耕细作”，就是古代中国农民必须清楚地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应该播种什么作物，而要做到这些，需要对大自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才行。
在古代，中国人可以说比其它大部分地区的人都更加了解大自然。
有一件事情可以很好地体现这点，就是一些鸟类在天气变冷的时候会通过迁徙过冬，这个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常识，但在古代基本只有中国人才真正了解这一点。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候鸟”和“留鸟”的概念，而且知道那些“候鸟”在冬天的时候飞向了相对温暖的南方过冬。
上面这个是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一个写有“鸟道雄关”的石碑，据信它是在明朝时期制作的，标记了候鸟的迁徙路线，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候鸟迁徙通道的相关文物。
相比于中国对候鸟的了解，古代欧洲人可以用滑稽来形容。
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观察到燕子等许多鸟类在冬天就集体消失了，他试图解释这种现象，不知道出于什么证据，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燕子、?红鸢?等在冬天时会在洞里冬眠，而其它一些鸟类则会在冬天变成其它鸟类，例如红尾鸲会变成知更鸟，园莺变成黑顶莺等等。
长期以来，欧洲文化都深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包括他对候鸟的见解。
在古代欧洲，“一些鸟类会冬眠”，“另一些鸟类会变化形态”，就像两个真理一样很少有人觉得它有什么不对的，顶多的就是冬眠地方从山洞变成了河底，泥巴里等等，改变的形态从其它鸟类变成了老鼠等小型哺乳动物。
直到17世纪，英国牧师兼科学家查尔斯·莫顿（Charles Morton）才真正向这两个“真理”发起挑战，指出鸟类不是在原地冬眠或者变化了形态，而是进行了迁徙。
但是，查尔斯·莫顿只对了一半，他离谱地认为这些鸟类是迁徙到了月球上过冬的，他甚至还煞费苦心地计算出鸟类飞到月球所需的速度。
根据当时人们计算出的月球到地球的距离，他估算出鸟类必须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飞行，而在月球迁徙途中鸟类依靠储存的脂肪维持生命。
欧洲人对候鸟认知的转折点发生在1822年！
这一年春季，一只受伤的白鹤出现在德国克吕茨村附近，这只白鹤的颈部插着一根80厘米长的木矛，但是它似乎并不太在意这根矛，就正常在觅食，动作也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这只受伤白鹳的事情传遍了整个村庄，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很快它就被当地的地主射杀了。
不过，好在当时的人们还是对它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那根长矛其实来自遥远的非洲，这意味着白鹳在冬天去过非洲。
这只白鹳因此成了鸟类迁徙的直接证据，推翻了欧洲长期以来关于候鸟消失的各种离谱解释。
而这只白鹳因为在欧洲鸟类研究上做出卓越贡献，被制作成了标本，永久收藏在罗斯托克大学动物学馆中。
现在人们知道，白鹳只是在欧洲进行繁殖，而繁殖结束后就会返回非洲等地过冬。
在这只白鹳之后，欧洲经常会发现类似的白鹳，它们身上带着来自非洲箭或矛，这些白鹳被称为“箭鹳”，截止目前仅德国记录在案“箭鹳”就有25只。
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科学家研究鸟类迁徙变得越来越容易，通过给鸟类带上GPS定位装置，可以清楚地知道它们都飞向了哪里。
让人吃惊的是，一些候鸟迁徙路程之远，迁徙路线之复杂远超想象。
我可以简单举例几个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北极燕鸥（Sterna paradisaea），它号称“迁徙之王”，它们在北极圈繁衍，在南极圈越冬，这意味着它们每年都要在地球的两极之间往返一趟，而且还不是走直线的，迁徙路线如下：
据信，北极燕鸥每年的迁徙距离达到70000-90000公里，是地球上唯一一种每年都要经历两次极昼的动物。
斑尾塍鹬（Limosa lapponica），它们进行跨洋迁徙，这意味着它们一旦起飞就没有着落点，必须不停飞行。
斑尾塍鹬在进行迁徙前会囤积脂肪，起飞后便不再进食，并且它们的大脑可以切换到“半脑睡眠”模式——例如左脑睡一会儿，右脑控制飞行。
据信，已记录到的斑尾塍鹬中，单次最长飞行时间达到11天15分钟，在此期间不吃不喝，不停飞行。
斑头雁（Anser indicus），飞越了喜马拉雅山的迁徙。它们在中国青海湖和蒙古国繁衍，而在印度低海拔地区越冬，但是它们的迁徙并没有绕开喜马拉雅山脉。
据信，斑头雁的极限飞行高度超过10000米，有登山者见过它们飞过珠穆朗玛峰。
还有不得不提一下北京雨燕（Apus apus），古代中国人以为它们冬天只是往南飞，而实际上它们是往南非。
参考：https://www.iflscience.com/in-1822-a-stork-with-a-spear-through-its-neck-landed-in-the-village-of-klutz-in-germany-and-changed-ornithology-forever-83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