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周五你就要死了吗？”
听到这句话，加拿大83岁的斯特格曼（Brigitte Stegemann）有些难以置信，显然，她已经不记得自己两天后就要执行安乐死，她嚎啕大哭了45分钟，哭喊着：“我犯了个错误。”
按照规定，只要当事人透露出一丝“不”的意思，就算是最后执行阶段，安乐死也会立即终止并取消，当事人对自己的生命有绝对的自主权。
诧异的是，7月10日，哭着后悔的祖母斯特格曼还是“如期死亡”了，她在医生的协助下结束了生命。
孙女克拉嫩东 (Brigitte Kranendonk)为此非常气愤，她坚称祖母本人从未正式提出过安乐死申请，怀疑安乐死的进行，终极推手是医院而非祖母本人，谴责医院违背了祖母的意愿。
于是，7月她就将此事上报，要求彻查，直到9月，警方才介入，并以“刑事”案件立案。
明明合法的安乐死，突然被打上刑事的标签，这一家人的理由也很充分。
首先，之前祖母明确拒绝过安乐死。
仅从身体出发，祖母的情况是符合“自然死亡可合理预见”要求的，今年2月，祖母确诊胃癌四期，医生判断预期寿命仅6个月-2年。
当时，孙女克拉嫩东就和祖母讨论过安乐死这一选项，但祖母明确拒绝，这种态度也符合祖母信仰——基督教。
其次，第一次安乐死评估时间很“妙”，家属及代理人未参与。
据孙女透露，在6月份，医院在其外出旅行的10天时间里，对祖母突然进行了一次安乐死评估，理由是：健康状况明显恶化。
而孙女作为祖母的医疗代理人，安乐死评估她不在场，也未参与，医院仅通过电话通知她结果。
第三，孙女克拉嫩东认为医生很不专业，有诱导、违规之嫌。
评估阶段，在解释安乐死的时候，医生全程没有提及死亡或者临终之类的词，反而用一些美好的语句来掩饰，比如：
“我们会给你用药，你会感到平静，确保不再感到任何痛苦。”
设置的问题也不合理，会询问当事人家里的情况，但当事人的病历中根本没有这一类信息的记录，即使病人乱回答，医生无法确定当事人的回答是不是对的。
这就涉及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无法根据回答来判断当事人是否意识清醒。
旅行回来后，孙女对第一次评估提出质疑，要求自己在场重新评估。
当时医生有询问祖母还有没有在世的兄弟姐妹，祖母的回答是没有，现实是还有2个在世，这足以说明祖母当时的精神状态并不好，但医生没有在意。
评估进行到一半，医生不仅没有听取孙女的意见，还将孙女“请”出办公室，4分钟后评估结束，医生再次宣布“确定执行安乐死”。
对于这个结果，孙女再次质疑，医生则表示在执行当天，祖母还可以反悔。而孙女根据祖母的日常表现，也确实认为祖母届时肯定会拒绝，所以没再抗争。
接着离奇的事情越来越多，原本定在星期五进行安乐死，医生突然说要提前到周四，因为一个医生突然有空了，被孙女拒绝，这才没有提前实施。
执行当天，护士扎针的时候全程没戴手套，还一直没扎成功，导致手上到处是血，让家人觉得“安乐死”一点不安乐，甚至非常恐怖！
当医生最后一次询问祖母是否愿意时，按照孙女的说法：
“祖母双手合十，全程一动不动，不睁眼，不点头，也不说话。”
然后医生就默认为她同意了，10分钟后，一个生命就这么完结了。
已进入刑事调查
这个事件被新闻报道后，还蛮轰动的，本身“安乐死”话题争议性就很大，经过此事之后，再次引发了全世界的讨论。
有人说，这是以“安乐死之名的谋杀”，这个未可知，以上所有的信息均来自家属，警方的“刑事”调查还在进行中。
但发生在加拿大，确实会让人多一些担忧。
因为加拿大是全球“安乐死”合法化后普及速度最快的国家，2016年才生效，不到十年，其安乐死占总死亡的比例就已超越了荷兰（最早立法），成为全球第一。因为发展速度极快，有人甚至形容，这里的安乐死正逐渐沦为一种“流水线式”的常规医疗。
这个案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老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状态上。
孙女一直反对安乐死，为何她没有报警制止这件事？就是因为她自己也无法确定祖母是否真的愿意。如果祖母是同意的，无论谁反对都是无效的，当事人的意愿才是唯一标准。
而医院的问题，就出在没有正确评估祖母的精神状态。
在评估时，祖母忘记自己是否还有兄弟姐妹，说明已经神志不清。没有认知能力的当事人，所做的决定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除非在有认知能力的时候已提前签署相应的“同意书”。
但以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祖母都不符合，家人也表示没有签过任何同意书，这可能是警方接下来调查的一个方向。
除此之外，“推药”前的最后一问，问题也很大。
按照规定，如果当事人在丧失决策能力后，若以言语、声音或手势表示拒绝（抗拒）实施安乐死，则要立即停止 。反射和其他类型的非自主运动，例如对触摸或针刺的反应，不属于拒绝或抗拒。
那祖母最后“双手合十祈祷且无口头确认”，是否等同于“同意”，也是存疑的。
最后
这或许就是人们一直以来不看好“安乐死”的原因：如何确定当事人是真的愿意？尤其是类似这位83岁祖母、已经出现意识模糊的当事人。
我是支持安乐死的，有的病痛真的太痛苦了，但内心也很矛盾，人心禁不起考验。
我害怕的是，当我真的病入膏肓的时候，周围人打着“对我好”的旗号，一直给我宣导“解脱”，直到彻底瓦解我那残存的求生欲；也害怕有人打着“为全人类好”的旗号，谴责我浪费社会资源，还不如早点离开，然后以各种方式诱导我走向“安乐死”。
回头再看83岁祖母的遭遇，医院推进态度从始至终都异常“积极”，细思极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