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在北京歌迷心中拥有地标意义的东方广场FAB音像店，因交不起租金悄然“搬迁”。FAB总部表示，唱片销售在营业额中所占的比例日渐下滑，他们的业务范畴也面临转型。无独有偶，唱片发烧友的圣地——HMV唱片店的东京涩谷店和香港中环店也分别于去年和今夏关张。
9月底，王啸坤发布了一张没有CD的专辑。这张名为《唱片》的作品，全部内容都能在网上免费试听和下载。
10月初，世界四大唱片集团之一的索尼音乐集团大瘦身，关闭集团内三个著名唱片厂牌Jive、Arista和J。这三家历史悠久、曾经创造了包括惠特尼·休斯顿、后街男孩、小甜甜布兰妮和贾斯汀·汀布莱克等无数乐坛神话的唱片公司一夜之间便成为历史。
尽管翻着歌词内页听专辑的旧时光令人怀念，但越来越多的事件，正在为唱片时代的没落添上新的注解。
“唱片死了。”太合麦田老总宋柯说，“但音乐是死不了的。”他几乎放弃了公司所有的艺人业务，包括“摇钱树”李宇春，转而研发新的互联网音乐产品。
销售终端：唱片全靠“粉丝”撑场
很多歌迷都对东方广场的FAB音像店有着独特的情结。自从2003年开店以来，这家二层楼的千余平米唱片店以明星活动频繁、CD货品新而闻名，王力宏、罗志祥、蔡依林、梁静茹等天王天后级人物在北京的签售会都选在这里举办。而今年6月，这家对于乐迷们来说地标般的唱片店却因和商场合约到期、付不起新的高额租金而悄然撤店，原址上换上了一家连锁餐饮店的招牌。
FAB北京总部音像经理肖伟告诉本报记者，东方广场的FAB并不是“倒闭”，而是“部分迁移”，以前在架销售的音像制品大多迁移到了崇文门搜秀地下一层的FAB旗舰店，另一部分则转移到了西单大悦城九层的旗舰店，而公司正在筹备位于东直门国盛中心的一家新店，不过这些新老分店无论是经营面积还是地理位置都和东方广场的FAB有一定的差距。
肖伟说，东方广场FAB从2003年开店以来，和商场签订了八年的合同，租期到了以后，租金要翻番，而逐年下降的营业额让公司无法承担涨价后的租金，于是决定搬家，以及削减营业面积。对于工作人员来讲，这是一个“忍痛割爱”的行为，“毕竟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有感情，这家店也有不少忠实的会员，但集团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划，我们肯定要按照公司的总体计划来执行。”
虽然FAB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唱片店”，但据肖伟称，今年上半年，唱片销售只占该店所有营业额的60%，音乐周边产品的销售比例在逐年上涨，公司也正在拓展这些产品的业务，如文化创意产品、数码产品、动漫产品，除了这些传统产品，我们也在做数字下载业务，包括连锁的5C下载超市等。“传统的音像店我们肯定保留并发展，经过不断创新，同时发展互联网业务和5C下载超市，让这些新的业务和音乐产业找到一个有机的结合点。”
就算是卖唱片，“粉丝唱片”这种非长线的营销模式的比例其实占了挺大的分量。“前些年，还能出现一张纯粹靠好音乐、好口碑而取得好销量的唱片，比如许巍、汪峰、刀郎等唱片歌手，但现在这几年卖唱片也主要得依靠粉丝了，去年销量靠前的是周笔畅和罗志祥，今年的是张靓颖和李宇春，还有梁静茹。粉丝们因为喜欢歌手而去买唱片，或是为了在大牌明星的签售会上见明星本人，事实上唱片销量和歌是否真的好听没有太大关系。”肖伟说。
消费者：宁愿买彩铃、听演唱会
粉丝们的热情让唱片业每年都还能出现几个销量排头兵，而让一般消费者每隔一段时间掏钱去买一张价值几十元的唱片却很难。周杰伦刚出道的那几年，每年他发专辑的第一天，各大唱片店门口总会排起长龙，颇有如今国外大片零点首映的意思，但现在除非歌手本人能到现场签售，这种情况恐怕再也看不到了。
28岁的歌迷小李的消费习惯颇能代表主流人群，即“上试听网站选择性收听，觉得好听就下载到IPOD里反复听，最喜欢的歌会买彩铃，另外，宁愿花大价钱看演出，也不想在唱片上花太多钱。”
月收入刚刚过万的小李算了笔账，他今年上半年花在音乐上的费用其实并不少。他去看了两场演唱会，是梁静茹和卡百利乐队的，为自己和女朋友分别买了两张中间价位的票，这就花去了两千出头。唱片也买了几张：孙燕姿的《是时候》、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和林宥嘉的《美妙生活》，但他都是通过淘宝网的台湾代购店买的台湾版，“虽然价格都得过百，但是港台版的更有收藏价值，也更精美一点，还不会有删歌的问题。”加上彩铃月租费和《当代歌坛》等音乐类杂志的费用，小李上半年在流行音乐这项爱好上共花费2500多元，但实体的唱片店没有直接赚走他一分钱。
会坚持买唱片的人还有太合麦田的老总宋柯，但他也不在内地的唱片店买。他前不久去了香港，工作间隙跑到HMV唱片店买了3000多港元的唱片，其中包括痞子阿姆和刚刚去世的艾米·怀恩豪斯的纪念专辑。但他说他买这些唱片并不是为了听，而是为了收藏，“没准儿过上几年，我这些唱片都还没拆封呢。就是喜欢这些音乐，实体唱片往那儿一搁，比在电脑里听，心里感觉踏实点。”
不过，宋柯听歌大部分时间也用电脑，“我觉得网上听音乐挺好，不管你在干嘛，音乐都可以放。网上听音乐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是，顺序不是唱片公司给你设定，播放list(目录)是我自己选，晚上听柔软的，早上听激昂的，这种用户体验非常好。”
歌手：脱掉CD这件“皇帝新衣”
前几年，尚有不少歌手经常通过媒体“呼吁”歌迷要反对盗版，要花钱购买正版，而现在看来，这种基于道德水准的喊话已经显得有点过时。随着唱片公司和试听网站及网络播放工具的合作渐渐深入，“网络盗版”这种提法也已经越来越少。而歌手和音乐人的想法也有了转变：十年前，他们卖唱片直接赚消费者的钱，卖得越多，收入越好，联合起来反盗版成为一种必然；而现在则是“大家要先通过我的音乐认识我，我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方式。”
歌手王啸坤看得很清楚，也站在了比其他歌手更高的姿态上说话。他说：“我从来不觉得大家买盗版是错的事情，能热爱音乐就已经不错了。现在什么都数字化了，这是时代的进步导致的，没有必要做对抗，更没有必要活在皇帝的新衣里。我不出实体唱片也是很自然地在顺应趋势。”而他也认同“唱片是歌手名片”的讲法：“唱片说白了就是一个由头，让自己有机会去更多的地方给别人递上这张名片，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我和我的音乐，告诉他们我还在呢。”
王啸坤说，在版权环境混乱的现在，自己的主要收入大部分来自于演出和商业活动。《唱片》不发实体专辑，为歌迷提供互联网免费下载，这张“新名片”为自己带来的收入就更可以忽略了。
另外，他并不看好“付费下载”这一模式未来能在中国推广。“前两年Radiohead发行了一张专辑，在网上让歌迷和网友自行定价下载，国外的网友会用自己给出的合适价格下载，但国内绝大部分的网友选择的价格是零。这还是在提供正版下载的前提下，更别提互联网上众多未授权的盗版下载链接了。在大家的整体习惯和素质有了质的飞跃之前，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但付费下载目前不符合我们现在的国情和民情。”
传统唱片公司：从经营唱片到经营艺人
虽然人人都在说“唱片已死”，但目前，歌手们作为明星艺人身份见诸报端的新闻仍以“发片”为主。“唱片是歌手的名片”——近年来，不断有业内人士提醒大家，唱片早已不是让歌手直接获利的手段，而是一种让歌手保持话题度的惯性实体，有了唱片就有更多的商演和广告代言。由于无法保证回收成本，只有二线以上的“大歌手”才有机会出一张包含十首歌和完整概念的唱片，他们大多来自少数的十几家公司：有国际或香港背景的环球、华纳、索尼、金牌大风、东亚和英皇；台湾的滚石、相信、福茂、华研、亚神和种子；以及内地的华谊音乐，外加日本的爱贝克思和新加坡的海蝶音乐。更多小歌手只能在商演和商业活动中消耗自己。
环球音乐旗下拥有张学友、陈奕迅、梁静茹等大牌艺人，其中国区总经理张枏的看法很明确：传统的唱片公司的身份早已不只是唱片发行公司。“不懂得适时转换角色的人，早已经退出这个市场，能够生存下来的人都已经转型，或是说，现存市场上的唱片公司，没有一家是没有经过转型的公司。” 张枏说。
她随即解释，作为一家老牌的传统唱片公司，环球今年的业务幅度不降反增，因为这几年都在实施多元化的经营模式。“我们把签约的艺人作为一个活体，不只是卖唱片而已，更多的是拓展音乐延伸出的其他渠道，如演唱会、商业活动、甚至鼓励艺人参与电影创作、影像创作等。因为消费者虽然不愿意买实体唱片，但他们对音乐本身的需求还是很猛烈的。”她说，作为唱片公司来讲，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只要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市场一定会是一个暴涨的状态。
“第一，进行转型，实施线上音乐等多元化产出，让消费者随时方便地获取音乐；第二，让正版的渠道越来越多。”
张枏还提到一个现象：环球公司除了做流行音乐的生产和销售以外，还在世界各地签约了许多古典和爵士艺人，这几年，古典和爵士的实体唱片的销售量是增长的。而另一种增长的实体唱片门类是歌手的经典作品合辑，像这两年环球推出的皇后乐队、滚石唱片和王菲的精选集，都取得了很好的销量。“这说明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注重音乐的品质，MP3毕竟在音质上会对音乐有损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唱片并没有死。”
新型音乐公司：研发新的互联网产品
相对于拥有国际背景的老牌唱片公司来说，成立于2004年的太合麦田公司老总宋柯则干脆放弃了公司几乎所有的艺人业务，唱片约和经纪约都不签了。包括大家眼中的“摇钱树”李宇春，宋柯也放弃了与她的合作。他说，太合麦田现在主要的业务并不是经营艺人，而是版权管理和产品创新，目前他正在领导着数字音乐团队研发新的互联网产品。
相对于媒体上一片“音乐行业萧条”的声音，宋柯的态度和环球的张枏一样，都挺乐观。他毫不客气地说“唱片死了，这种产品背后的商业模式也死了，什么打榜啊，发片会啊，都得歇菜”，但“音乐是死不了的，因为大家一定是要听音乐的。”他认为，自己的这个观点从一个指标上可以看出来，就是“虽然唱片越卖越少，但音乐周边的人收入却越来越高。你看那些写词写曲的，录音师制作师的费用都在涨，艺人出场费也涨，现场演出票价也在涨，谁都不会哭穷。”
宋柯觉得，音乐行业比起电影行业，看起来萧条的原因是商业模式的问题，而不是人们不愿意消费音乐的问题。音乐行业去年的收入是电影的三倍，但主要来自于无线音乐，去年移动公司收了279亿，加上演出和互联网版权，有300多亿，但只有百分之一点多回到了内容制造商手里，而电影虽然只有100亿，但有40亿都回到了内容制造商。他觉得在CD这种载体过时之后，最需要的就是应该基于互联网的平台找到一种更好的产品，来改变这种商业模式。
宋柯曾于今年的多个场合提到太合麦田正在研制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杀手级产品”，“这种产品可能有点类似苹果商店，让大家愿意每个月花个五块十块的买音乐，这种想象中的产品要适合各个平台，苹果电脑和其他台式机都可以，一般手机都没有问题，随时享受音乐带来的体验。将来，太合麦田的身份将不是各个音乐公司的竞争对手，关系更多地像合作者，因为我们已经不做经纪，也不做音乐制作，要变成各公司的合作方。”（文/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