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蒙蒙的天气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注意到PM2.5——一个由英文和数字组成的专业术语。其实很多中外学者早已证实，它潜伏在空气中，不仅会伤害人的健康，更给社会造成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
所谓PM2.5，是指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其直径小于2.5微米。这些颗粒物太轻，很难自然沉降落到地面上，而是长期漂浮在空中，不仅小到看不见，更小到可以直接进入肺泡甚至融入血液，和人体内的细胞“搏斗”并伤害这些细胞。从某种程度上说，叫它“凶手”并不为过。
根据公开的学术资料和采访领域内权威专家，可以拼合出这个“凶手”的“面貌”和“行凶手段”，公众则更希望知道应如何“缉凶”。
12月5日清晨，在山东聊城市街头，市民在大雾中骑车出行
PM2.5如何“定罪”
从公开的科研资料看，对PM2.5的研究很多聚焦于肺脏。
研究者们从肺脏的毒理学研究入手：以PM2.5对4组大鼠每天进行1次染毒，连续进行3天。对这些大鼠的肺灌洗液并对肺组织病理切片分析后发现，PM2.5能够引起肺部血管通透性的改变、肺细胞损伤和加重氧化应激损伤，在高剂量染毒组，大鼠肺部炎性细胞渗出，肺间隔水肿。
2009年的一项实验采集了北京城区大气中的PM2.5，以人肺泡上皮细胞株(A549)为模型进行毒理作用研究。在这个实验中，以25、50、100、200μg/ml等不同的染毒状况进行对比发现，随着染毒浓度的增加，PM2.5可引起这些细胞的炎性损伤。
此类学术研究不胜枚举，但普通读者很难完全“吃透”。
“种种证据表明，目前这些小颗粒物对细胞损伤已是公论。”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告诉记者，这些小东西进入人体后，一般直接到达支气管和肺泡，甚至可以进入血液，其吸附的重金属氧化物或多环芳烃等致癌物质危害很大。
今年公开发表的一项研究以甘肃某镍开采冶炼区为PM2.5采集区。研究者发现，在镍污染区大气中，PM2.5含镍剂量是实验对照区的65倍，长期暴露于PM2.5中，高浓度的镍会增加对细胞的损害。该实验用来测试的细胞叫做“血管内皮细胞”，是一种连续被覆在全身血管内膜的一层细胞群。在研究者看来，内皮层不仅仅是血液和组织的屏障，其损伤及功能紊乱还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包括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慢性肾功能衰竭等。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发表论文称，2004年至2006年间，当北京大学校园观测点的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在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病急诊患者数量也有所增加。
“我们利用时间系列分析研究，对搜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PM2.5每立方米浓度增加10微克，医院高血压类的急诊病人就会增加8%，心血管疾病也会增多。”潘小川说。
从一群看不见、摸不着的小颗粒物，到进入人体，学者们的研究指向越来越清晰。
今年3月，上海市环保局的一个项目以定量评价研究某市PM2.5引起的居民健康危害及其经济损失。结果显示，该市2009年霾污染因子PM2.5引起的居民健康危害共造成经济损失达24.61亿元，人均损失377元，占该市2009年GDP的0.17%。
研究显示，从各种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来看，呼吸系统病例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占到总经济损失的76%，但是哮喘疾病却比呼吸系统疾病更容易受到影响，2009年该市哮喘患病达19589例。研究还显示，不同地区由大气污染引起的居民健康危害经济损失不同，如唐山2004年大气污染对居民的健康危害较大，人均经济损失达到414 元/人；辽宁抚顺大气污染引起的居民健康损失较小，为153.15元/人；同时期的上海大气污染引起的居民健康损失达到315.95 元/人。
PM2.5如何“行凶”
一粒尘埃小到可以被忽视，但PM2.5正因为太小，而无法被忽视。
魏复盛告诉记者，一般而言，直径超过10微米的颗粒物，会被挡在鼻子的外面；直径在2.5微米至10微米之间的颗粒物可以进入呼吸道，但随着吐痰、打喷嚏被部分排出体外；而直径在2.5微米以内的细颗粒物，却会顺利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泡之中，并通过气血交换进入到人体血管。
如果放大了看这些小颗粒，他们并不一定是圆形或者方型，而呈不规则状。魏复盛表示，这些颗粒物中少部分是自然形成的扬尘，绝大部分是人类行为造成的二次污染，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硫酸铵、硝酸铵等粒子。这些粒子很多是因化石燃料燃烧不完全产生的有机碳，有时燃煤电厂在高温中生成的致癌物，在冷却时被这些细小的颗粒物吸附着进入人体。
魏复盛表示，这么小的颗粒很难自然沉降，会在空气中停留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本身对呼吸系统就有影响，造成咳嗽、不适，而小颗粒物上吸附的致癌物，更导致癌症高发。
12月5日，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发表博文称，过去两年间，他常常因为空气污染而痛苦。他的慢性咽炎自2010年开始逐渐加重，遇到污染天时，“就像嗓子里堵了个东西，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很难受。不知还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在忍受这样严重的空气污染。”
而在潘小川看来，颗粒物吸附各种各样的毒性化学物质才更加要命。
他告诉记者，这些因为工业等人类活动产生的、燃烧不完全而排出的小粒子，本身由一定的二氧化硅和碳组成，也就是说，在它们“出生”的瞬间，可能是清白无害的，唯一的特点在于太小、太多，然而，相同质量浓度下，颗粒物越细，数目更多。比起PM10，PM2.5的表面积要大好几倍，吸附空气中的毒性物质就会更多。
当PM2.5吸附了致癌物，就有致癌效应；吸附了致畸物，就有致畸效应。它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的深处，而它携带的有害气体、重金属就溶解在血液里。
魏复盛表示，目前学界对PM2.5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是通过研究其吸附的成分对人体细胞的影响入手，一种是不计成分，单纯对一定浓度的、可能混有多种成分的PM2.5入手。“现在已经肯定的是，浓度越高，对人体的危害越大，但由于这涉及长期的、大规模人群实验，具体的量值和对人体具体的伤害，还没有准确数据。”
由于PM2.5更容易在老人和孩子身上“发威”，研究者们很关注“凶手”接近他们的可能。一项研究表明，北京市城区交通干道附近居住的儿童PM2.5个体暴露水平较高。而发表于2008年9月的一篇论文，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测定北京某社区冬季时老人在污染物中的暴露水平较高。
施一公2008年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岗位上辞职回国，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但这两年来，他的心情“一直随着空气质量的好坏而变化”，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在他看来，污染的空气对幼儿的发育、智力、健康都会有不良影响。可怕的是，这些影响一般不会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被明显察觉到，也许有些长期受到空气污染的人一辈子都不会觉察其影响……最为可怕的是，普通老百姓对空气污染没有足够的意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主动诉求。而对患者，很难确诊是否由于空气污染引发病变。
他表示，空气污染比其他的污染危害更大。首先，受害人最多。除非生活在过滤器里，所有人都会受害。其次，几乎无法防护。我们担心水污染时，可以加装一个有害物过滤器；担心食物安全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安全的食物或洗干净后再食用。对付空气就没有办法了，因为空气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最多就是在办公室和家里装上空气过滤器，但效果有限。
怎样“缉拿”PM2.5
PM2.5无所不在，但人不能生活在罩子里。公众们希望，至少知道“对手”的力量以求自保。
刘昌峰在位于北京的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上班。业余时间，他带着检测器，去比较地铁、出租车、公交车、骑车的4种交通方式。他发现，地铁上没有二手烟的危害，没有地面上汽车尾气的排放，因而PM2.5数值最低。于是他放弃了每年春秋两季的骑行，尽量乘地铁。他发现封闭的写字楼里PM2.5的数值尚可，午餐时放弃外出吃饭，就在写字楼的地下二层用餐。他还给自己的家里种了27盆绿色植物，虽然他心里清楚，这也没有多大用处。
这台检测的仪器是他从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借来的，在刘昌峰看来，这台仪器受湿度的影响，分辨不出来空气中的小水珠和微尘，所以他们准备换一台设备，使得这种测试朝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
潘小川是致力于研究环境与公共卫生关系的专家，为保证其研究数据的精准，他的研究团队采取“最原始”的方法“缉拿”PM2.5。
这个方法就像用“虾笼”捕捉“猎物”：研究者们采用专门的采样头，这是一种滤膜，表面有一定的入口，大的颗粒进不来，只有“小鱼小虾”才能被捕获进来，进来了保证其出不去。把这个“虾笼”放置在采样点24个小时后，拿来称重，多出来的重量就是小颗粒们的重量。
潘小川表示，用目前流行的检测仪等设备进行测试，从技术条件上来说并不完善。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告诉记者，我国对PM2.5的检测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难度，技术上完全可以与成熟的国际技术接轨，专业的检测设备每台约10万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配备这样的设备完全是有能力的。
对PM2.5的缉拿和判罪，其实不是新鲜事。魏复盛曾任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工程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展了空气污染对呼吸健康影响的研究。他告诉记者，当时美国尚未制定PM2.5的相关政策。
魏复盛告诉本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PM2.5研究主要从学理角度出发，美国的卫生部门和环保部门极力主张制定PM2.5标准，但产业部门和企业家们都反对，政府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因为一旦制定标准，标准确定将PM2.5纳入治理范围，意味着企业和社会都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和代价。环保部门为搜集证据，花了很多钱和精力去进行相关研究。
魏复盛说，美国制定PM2.5标准的博弈持续了近20年。(文/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