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夏天，八月的第一个周末，总会有成千上万对双胞胎齐聚于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双生堡，它坐落在克利夫兰市东南边，是近两个世纪前由一对同卵双生子给它命的名。
他们成双成对地到来，为的是参加“双胞胎节”，在三天里欢宴不休：野餐，才艺表演，还有面貌相似度比赛。这节庆已壮大成了全世界最热闹的一场双胞胎集会。
密歇根州芬顿市沃尔夫家的戴夫、唐两兄弟每逢此节必至，已连续参加了好几年。他们与来这里的大多数双胞胎一样，都很享受彼此共度的时光。事实上，这两名53岁、蓄着全无二致的垂胸长髯的重型卡车司机，在过去18年里已一同驶过了差不多500万公里的路程，动辄拖着装满从纸尿裤到浓汤罐头等各式商品的货仓横越全美。漫漫途中，一人把持方向盘，另一人便在其身后的铺位上打盹儿。他们收听同样的基督教乡村音乐电台，对联邦政府有着同样的保守派吐槽，大嚼相同的老三样公路餐——辣香肠、苹果、淡味柴达奶酪。休假的时候，他们一起打猎或钓鱼。这样的生活方式适合他们。
“肯定是双胞胎的缘故。”唐说。
节庆的这天下午，两兄弟顺道进了一间科研帐篷。主持这项研究的是联邦调查局、圣母大学和西弗吉尼亚大学。在这顶大大的白色帐篷里，技术人员用高分辨率相机给一对对双胞胎拍照，采集他们的指纹并扫描其虹膜，以检验最新的面部识别软件能否把他们区分开。
“虽说同卵双生子在咱们眼里可能一模一样，数字成像系统却能分辨雀斑、毛孔、眉毛弯处的微细差别。”圣母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帕特里克· 弗林说，但迄今为止，即便是市面上最先进的系统也会被光线的变化、面孔表情及其他干扰因素所蒙蔽，无论对双胞胎还是普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由于沃尔夫兄弟的大胡子遮住了半张脸，更是难以识别。他们俩似乎觉得这事儿挺逗的。“他们拍了我的照片以后，”戴夫说，“我问一个家伙，假如我出去作一桩案子，然后回家刮了胡子，他们能看出是我干的吗？他别别扭扭地看着我说，‘大概够呛。但你可别真出去犯罪啊。’”
先天与后天
弗林这帮人并非唯一来此调研的科学家。经活动组办者点头，好多科研队都在场地边缘的一片停车场上搭了篷子。在联邦调查局研究组旁边的帐篷里，来自费城的莫内尔化学感应中心的研究者让双胞胎们各饮一小杯酒，查看他们是否有着同样的味觉反应。再旁边是克利夫兰市“大学医院”的大夫们，正就女性健康问题对双胞胎姐妹进行问卷调查。场地另一边还有一名宝洁公司的皮肤病专家在向双胞胎们采访皮肤损伤方面的问题。
对这些科学家乃至全世界的生物医学研究者来说，双胞胎提供了一个分清基因与环境的影响——即先天与后天——的宝贵机会。由于同卵双生子是单个受精卵一分为二后各自发育而成，他们(她们)基本上拥有相同的遗传密码。二人之间的任何差别，例如其中一个拥有更年轻的皮肤，则应是缘于日晒之类的环境因素。
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同卵双生子与异卵双生子(来自不同受精卵的双胞胎，通常有一半DNA彼此重合)的人生经历，研究者便可量化基因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程度。如果同卵双生子在某种疾患上比异卵双生子有着更加接近的表现，那么人类对这种病的脆弱性肯定至少有一部分源自遗传。这两个分别掂量环境与遗传之影响的研究方向取得了不少关键成果，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先天与后天如何相互作用，逐步造就我们的性格、行为和对疾病的脆弱性。
然而，双胞胎研究的一些最新结果却令科学家们得出了一个激进的、近乎异端的新结论：在人成长中起作用的基本作用力并非只有先天和后天两种！根据近年兴起的一种表观遗传学学说，还有第三种产生影响的因素，它有时会充当沟通环境与基因的桥梁，在另一些时候则独立发起塑造生命的运作。
双生吉姆
利用双胞胎来衡量遗传影响的想法可追溯至1875年，是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 高尔顿首先提出的(将先天、后天影响并立的英文词语“nature and nurture”也是他造的)。但双胞胎研究在1980年代出人意料地拐了个弯，缘由是：人们在许多自出生即被分开的同卵双生子身上发现了异乎寻常的现象。故事始于一对都被起名叫吉姆的双生兄弟，美国媒体对此曾广泛报道。他们1939年在俄亥俄州皮奎市出生，于襁褓中被两对夫妇分别领养，后来一个叫吉姆· 斯普林格，另一个叫吉姆· 路易斯，两边的养父母无意中给他们起了同样的名字。1979年，当39岁的斯普林格跟兄弟重新联系上时，他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一连串其他的巧合与类同之处。两人都是身高一米八，体重82公斤。年少时，他们都养过名叫“玩具”的狗，都随家人到佛罗里达州的圣皮特海滩度过假。长大后，他们都跟名叫琳达的女人结过婚又离了婚，第二任妻子又都叫贝蒂。他们给儿子起的名都是詹姆斯· 艾伦(虽然拼写中有一个字母之差)。他们都当过业余警察，都喜欢在家里做木工活儿，都爱犯严重的头痛，都抽塞勒姆牌香烟，喝米勒牌淡味啤酒。虽然他们的发型不同——斯普林格额前有刘海，而路易斯梳了个大背头——微笑的表情却一样，都是把嘴咧向一边；他们说话的嗓音完全分不出彼此，而且都有着满屋子给老婆留情话纸条的做派。
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家小托马斯· 布沙尔刚一听说两个吉姆的事，立刻就把他们请进了自己的实验室。他领着一帮人给两兄弟做了一系列测试，确证了他俩的相似之处。虽然这对双胞胎分别设计了各自的人生，却似乎仍走了同样的路。
“我记得他们刚来的时候，大家一起坐在桌边，”布沙尔说，“我见他俩手上的指甲都被咬到了根儿。我暗想，没有心理学家问过哪对双胞胎，是不是连咬指甲的习惯都一样。可这就在眼前明摆着了。”
后来有些心怀疑忌的人说，这类细节被媒体吹得太夸张了，或者说这毕竟不过是巧合。但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南希· 西格尔力证“双生吉姆”确实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我大约在他们重聚的一年后见到这两兄弟，他们绝没有弄半点虚假。”西格尔说，她于1982年加入了布沙尔的团队，“即便他们的发型不同，我印象中仍分不清谁是谁。”
接着，研究者们又发现了其他于年幼时分开、成年后重聚的双胞胎。在20年里，共有137对双胞胎进过布沙尔的实验室，而这个项目也发展成了闻名远近的“明尼苏达失散双胞胎研究”。双胞胎们被测试的方面包括脑力技能——如词汇量、视觉记忆、算术、空间旋转想象——还有肺功能和心脏状况；他们被测过脑波、性格特点和智商，被盘问过以往的性生活史。算起来，每个双胞胎都被1.5万个以上的问题“轰炸”过。“我们连人家七舅姥爷有没有脚气都问了。”布沙尔说。
靠着这堆积如山的数据，布沙尔、西格尔和同事们开始剖析人类本性中一些最纠缠难明的谜题：为什么有的人快乐，有的人烦怨？为什么有的人外向，有的人羞怯？人的一般智能从哪里来？其研究方法的关键在于一种叫做“可遗传性”的统计概念。泛泛来讲，一项特征的可遗传性指的是：某个人群的成员之间在这项特征上的差别，能在多大程度上用基因的差别来解释。通过比较同卵双生子共享某一给定特征的机率与异卵双生子共享该特征的机率，研究者便能计算其间的差别有多少是基因差异造成的。例如，对人类身高的可遗传性估值通常是0.8，也就是说，特定人群中个体之间的身高差别有80%是缘于各人基因结构的不同。
当布沙尔等人审视双胞胎智力方面的数据时，得出了一个争议性的结论：对于在同一文化下长大并被赋予同等机会的人来说，智商的高低所反映的大多是遗传上的差异，而不是培训或教育的不同。他们用来自四项不同测试的数据，得出智力的可遗传性数值是0.75，表明基因的强大影响。这直接抵触着行为学家们的普遍共识——人类的大脑最初如同一块空白的石板，等待着被经历雕琢。更使有些人疑忌的是，对智力与血统之关联的暗示令人想起20世纪初在英、美兴起的那场不光彩的优生学运动，当时曾鼓吹通过选择性婚育来增强人口集体的基因优越性。
“学校里的极左团体曾想方设法让我滚蛋呢。”布沙尔说。
研究者们也探讨了家庭教育对智力水平的影响程度。他们把成长于不同家庭——如“双生吉姆”——和同一家庭的同卵双生子作了对比，发现每一对双胞胎都具有相近的智商，就好像由哪个家庭来养育都无所谓似的。布沙尔等人又立刻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对子女全无影响；如果没有充满关爱和支持的成长环境，任何孩子都无法发挥其全部的智能潜力。但是，如果要探究一个特定的儿童群体为何后来拥有了参差不齐的智商，那么，75%的原因还是要在遗传上找。
除了明尼苏达州的这个项目以外，还有多项其他研究利用双胞胎审视了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和态度。例如，一项调查发现，同卵双生的二人中如果有一个是罪犯，那么另一人在同样境况下犯法的机率要比异卵双生子高50%以上，说明基因是犯罪行为的一个潜在肇因。另一项研究发现，人信仰宗教的热烈程度受遗传的影响相当大，但对宗派的选择——比方说对于信奉基督者，是成为一名循道宗教徒还是罗马公教教徒——却鲜有遗传。
无论科学家们放眼何处，似乎总能发现一只无形的基因影响之手在塑造着我们的生活。 和杰娜之子蒂姆，以及道格和吉尔之女赖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