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整个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都找不到一个人，拥有比吴卓浩更奇怪的工作状态了。
吴读书时曾在微软研究院实习，后来成为前Google中国的用户体验团队创建人，现在是创新工场的用户体验总监，但他从2010年3月进入公司直到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不停地装修新办公室。
这家成立于2009年9月，致力于中国互联网早期项目创投的公司，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这从办公室面积的增加就看得出来：2010年9月公司搬进位于第三极大厦的1700平方米办公室时，办公面积是原来的3倍；公司现在要搬进的新办公室，7000平方米的面积又是在第三极时的4倍。而这还不算上海那个刚刚完工的9000平方米新办公室。
所以，吴卓浩的工作非常必需，他负责为新办公室设计所有的水电、网络以及家具和装修风格。据说仅仅设计费一项，他就为公司省下了数百万元。
现在，吴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个曾经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昨天晚上，他在工地忙到半夜，今天一早又毫无怨言地早早爬起来，去中关村科技园区西区办去开会。领导在会上指出，创新工场和清华科技园同时入驻位于中关村核心的鼎好大厦，大牌子挂在外面，代表着园区的形象，所以要统一成蓝色的，“不能搞得花花绿绿”。
创新工场的LOGO是一个白底上有橙色的开放灯泡，周围有很多小点，代表“创新”，底下有绿色的螺纹，代表创业必须经历的“螺旋式上升”。虽然这个标志配色已经用了好几年，但领导认为“还是统一为蓝色好”。
在几天前的搬家仪式上，海淀区领导发言说，创新工场搬家和清华科技园（西区）开园是“海淀新型孵化机构成长的又一里程碑”，这对于创业投资案例和投资金额均占全国1/3左右的中关村地区，意义非凡。
所以，吴卓浩不觉得这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举个例子，创新工场门口放着一窝标志性的鸟巢，里面放着手工制作的会发光的“蛋”，都被领导拿走三四窝了。蛋可以拿，灯泡有什么不能拿呢？
“光杆司令”
在创新工场的高管名单里，吴卓浩属于比较靠后的一个。在他前面还有两个法务官，两个分别负责人力和市场的副总裁，5个负责指导创业的合伙人，以及一个新闻发言人，还有CEO李开复；在他后面是一个首席布道师和一个财务总监。除了这些人之外，创新工场还拥有30多名雇员，他们无一例外都拥有不逊于吴的光彩履历。
即便如此，为了装修吴卓浩还是征用了几名重要人物给自己打杂：财务总监刘秀苹负责总体进度的把握，李开复的秘书、行政主管黄晶晶负责跟物业沟通，首席布道师蔡学镛负责架设网络，联合创始人、新闻发言人王肇辉则负责“跑”各种部门。
没办法，实在没人可用了。吴卓浩手下一个人都没有，手边可以用的只有两个临时招来的实习生，一个学工业设计，一个学室内设计。创新工场技术部门的另一位高管蔡学镛也和他一样，无论是装修还是审批项目，都只有几个实习生可用。
这与2010年夏天创新工场从孵化器向风投转型前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那时吴卓浩手下曾有多达200人的用户体验团队，蔡学镛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随着创新工场旗下的点心、豌豆荚、应用汇等项目“毕业”搬走，吴和蔡的手下团队也被瓜分一空。虽然名义上他们仍然可以给予指导，但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大家已经属于不同的公司了。
这并不算什么。创新工场孵化出来的项目“安全宝”CEO马杰说，工场鼓励这种挖角，每个项目的“毕业故事”里都有创新工场员工“跳槽”的身影，这里面甚至还有相当多比例的高管，比如跳到“布丁”的原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徐磊，跳到“豌豆荚”的原市场总监崔瑾，“知乎”的COO黄继新原来是创新工场的投资经理，马杰自己创建安全宝之前则是创新工场的技术总监。
创新工场人力资源副总裁许红梅对此感到很无奈。“很多有经验的人都是在成熟公司的体系里，很少有冒险精神，我谈了很多都不成功。”她抱怨说，现在只能降低标准，比如不局限于从IT行业里找，比如找经验可能不是那么丰富但是人特别聪明、学得快，本身素质很好的。
创新工场招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除了2009年初创时，受李开复校园巡回演讲的影响，工场一下子来了近30位很不错的应届生外，此后工场招人一直都是让许红梅感觉很头大的事。
比如，创新工场最需要的安卓工程师，本身就是市场上的热门职位，与腾讯、百度这些大公司的薪水相比，创新工场能够提供的，恐怕只有梦想。“我们前年去了29所学校，每个腾讯都有60人的团队在那儿，他们每天都跟学校耗着，跟老师关系特好，还有奖学金。而我们只有孤零零的几个人。”许说。
实在找不到人，原来的位置怎么办？只能空着。实际上，一年多过去了，这些被挖角的职位，几乎无一例外都仍然“空着”。
“服务入股”
许红梅原本是创新工场的8号员工，从北电网络跳过来，薪水一下子降了六七成，而且也是“光杆司令”。这是没办法的事。创新工场筹集的资金虽然已经有数亿美元，但大部分必须投资在孵化项目上，指定用于创新工场本身的，很少很少。
“给我们花的依然很紧张。我们作为基金来说只能收取管理费，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别的基金收同样的管理费人家就养十几个投资的人，我们得养四十多个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许很疑惑，但没法解决。
加入工场不久，许红梅辞职了，不是因为薪水，而是因为这个死结。但没过多久，她又回来了，很大程度上是受不了那种死气沉沉的氛围。“iPad刚出来，我请我美国的朋友给我带一个，结果一半的人问这是什么？”
再回来的时候，COO陶宁说了两句话，一是工场现在工资调了，虽然还不够高，但是没那么少了，人力部门有6个人了；二是创新工场是一个独特的模式，也要做一些“独特的、不同于大公司的事情”。这个“独特”的模式在上班之后终于搞清楚了，“你们HR在这里同时也是Marketing啊，也应该能挣钱！为什么你们只能花钱？”
这确乎是真的。创新工场正在酝酿将原本不计成本的人力、法务、商业咨询等服务货币化，让它们成为营运部门，甚至“在创业公司里占1%，或者2%的股份”，吴卓浩、蔡学镛的部门都即将独立成为可以“对外接活”的实体。
许红梅也开始尝试“独特”，人员是不能增加的，她给旗下已经毕业的项目做收费培训，“一小时12块钱”，还有校园招聘，也象征性地收一点钱。来参加的孵化项目不少，但是大家都宁愿出钱，也不愿意让这种随处可得的服务占据自己公司宝贵的股份。许对此很无奈，“这个非常非常难，但也不能放弃，所以我们一点点做吧。”
“毕业”与“辍学”
崔瑾自己也没想到，她会成为第一个跳出来对这种模式说“不”的人。
崔瑾到现在还清楚记得，她第一次在创新工场见到李开复的情景。“办公室门外挤满了要找投资的人。他就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不开灯，一半脸隐在黑暗里。我问他怎么不开灯，他说，别的人都去吃饭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办公室里还有人。”
就在那一刻，已经准备出国留学的崔瑾决定加入创新工场，尽管听到薪水时她觉得“一下子回到了7年前”。她是李开复的老部下，李在微软时她是微软公关公司的公关经理，李在谷歌时她是谷歌的市场经理，每次李开复出去演讲，都是她陪同。
但几个月之后，身为市场总监的她，成为第一个被旗下孵化项目“挖走”的创新工场管理人员，变成“豌豆荚”的一位创始人。“工场太像一所学校了，每个工作人员就像学校里的老师。我从出校门就过着打打杀杀的生活，实在不习惯这样的氛围。”崔说。
变成“学生”的她，反而感到如鱼得水。“我们在创新工场一直不是个好学生。我们搬过好几次家。一开始我们的座位挨着工场平台，我觉得他们比较懒散，就软磨硬泡换到比较勤奋的应用汇旁边，后来点点进来更勤奋，我们又搬到点点旁边，再后来我们又是最早偷偷自己出去找办公室，搬离工场的。” 说这话时的她很得意。
与外界的想象不同，创新工场的“毕业”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仪式，而是一个越来越多项目成立公司，自己出去找办公室而慢慢分崩离析的过程。坦白说，这不像是毕业，更像是“辍学”。
“豌豆荚”正式注册公司之前，工场的管理合伙人汪华，与崔瑾和豌豆荚的另一位创始人王俊煜，在楼前的酒吧里有过一次谈话，谈话的主题是界定创新工场在豌豆荚的股份比例。“他一直是我的上司，在我们心中本来就是创业导师。他一开口就谈工场对我们的情深意重，把工场定位于我们的创始人之一，结果最后谈完我们发现，创新工场占据的不是一般天使投资的10%之类，而是2倍、3倍甚至4倍。”
崔瑾说，在公司注册的最初一段时间，豌豆荚人经历过一段“严重的心理不平衡阶段”，“在产品方向，重大的运营商合作上，我们解决不了，我们是认可汪华、开复的价值的。但招人啊，处理工商税务这些事，我自己也能处理，我不觉得它值这么多钱。”
这也是创新工场“转型”的开始。知情人士对记者说，与豌豆荚同时期“毕业”的点心、友盟、应用汇，遭遇大概也都大致相同。
情理之间
“豌豆荚”的师弟，仍在创新工场某项目“孵化”的李文道（化名）说，创新工场本身作为一个创业公司，融一笔钱进来，只能10%用于自身，90%投放。但摊子太大，都是早期项目，远远没有到变现的时候。大摊子怎么把成本降下来？一是缩减开支，一是创收。但早早明晰股权的“同学们”对此的态度很鲜明，要钱可以，要股不行。
但有时候看到李开复微笑少了，日渐憔悴，也在办公室里端着饭碗跟所有人一起吃盒饭，李文道也觉得心里难过，“我们也为开复着急，他一直是多么斯文和温和的人啊。”
崔瑾有时也觉得心里酸酸的。豌豆荚刚刚搬家的时候，李开复去新办公室坐了一会儿，看到狭小的办公室，并没说什么，但临走时还是忍不住说，“给你们的钱够租一个大办公室啊。”
“后来大家也都想开了，没有开复，我们也许一辈子不会走在现在的道路上，愿赌服输吧。”崔瑾停顿了好一会儿，“虽然我们都已经告别了工场，但如果开复需要我回去，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回去。”
在李文道看来，“工场即便失败，也引领了一个时代”，“这么多年，中国互联网从没有一个时期，这么集中地涌现了这么多创业者，真的没有。创新工厂才两年，2000人，即便只留下30%创业，也有600人，在中关村这么大点的地方，是个奇迹。”
吴卓浩并没有这么多忧愁和烦恼。等装修完了，他将展开新的宏图。“未来设计师将主导公司和产品，我们将开创不同的商业模式。”他对工场的前景充满信心，“我们现在平台上有四十多个人，但预留了九十多个位子。我们的业务还会再翻倍。”(文/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