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人气，就会有财气”
西南公寓位于成都市高新西区合信路，离富士康厂区不到2公里，共三期。一期、二期工人已经入住，三期尚在修建。公寓排在马路边，一幢接一幢，大约有三公里长。灰色墙面的公寓18层，每层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格子间—又被称作“笼子楼”，阳台上晾满了衣物。人站在楼群下放眼看去，上百幢清一色的铁灰高楼密布于前，顿感到头晕目眩。
在西南公寓的对面，仅隔着一条马路，就是正在修建的“龙湖·时代天街”—一家号称亚洲最大的商业旗舰中心，集娱乐购物为一体。广告牌上印满了那些城市白领耳熟能详的名字：星巴克、ZARA……城市的诱惑每天都竖在这些工人的眼前。
西南公寓每间房大约有18平方米，共600多个工人居住；有独立的卫生间，提供热水，可淋浴。公寓由政府修建，提供给富士康租用。住在公寓里的工人，每个月的工资会被扣掉110元，其中80元房屋租金、30元水电费。
工人宿舍大同小异，何涛宿舍里唯一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放着三台电脑、一台小型服务器。一台电扇呼呼地转着，驱除房间里的闷热潮湿。
何涛长得白白胖胖，身高1.73米，体重188斤，脸上总是挂着孩子气的笑容。他书卷气很浓，性格爽朗大方，说话有条理，在一群工人里显得十分与众不同。
何涛也在包装车间，做外部检测，在10秒内检视一台iPad外观是否有划痕。他和胡萍面对面地坐，隔着一条流水线。胡萍叫他“胖哥”。
何涛是四川南充人，中专学历。他不过24岁，经历却很丰富，曾经和同伴跑去山西大同开过网络公司，做网络维护。第一个月，他们每顿饭就是两个馒头一碗水，饿得皮包骨。第二个月，公司开始有进账，大家吃得起饭了。从第三个月起，公司每个月有10万元的收入。最好的时候，他们给100家网吧做网络维护。但好景不长，有竞争对手举报他们没有工商执照，结果罚了50万元。后来何涛去了宜宾一家中专做计算机老师，2011年5月，他带着毕业生们踏上向东的路途，去苏州的电子制造厂打工。学生们平均18岁，每个月能挣2800?3000元。但是工作累，还经常挨骂。他又带着20多名学生回到四川，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在成都火车北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一晚上—一个房间50元，四五个人挤一间。第二天，他们赶到富士康打工。
在工厂打工，何涛一个月到手的钱大概是2200元。他抱怨这一点钱还不够吃饭，成都的物价比苏州高：苏州一碗红烧肉8元，这里要12元；苏州一份炒饭4元，这里要6元。“贵得要命。”他说，“但成都比苏州好的地方就是离家近，只要放3天以上的假，大家都可以回家玩。”
何涛有外快，宿舍里的服务器是他自己买的，花了7000元。他在宿舍里架设了一个小型局域网，速度很快。何涛也经常帮助工人们解决电脑、网络问题，多数时候，他通过QQ远程提供服务，收取一定费用。他还与一位电脑经销商签了合同，以低于市场价卖电脑给工人以及附近的公司。每台电脑他可以赚200元。
封闭的工作环境、枯燥机械的工作，加上赚钱、成家这样的现实问题，很多工人都有负面情绪，一时又无法排解。不光是90后，性格稍微内向的工人，放松方式基本也是打游戏—因此公寓方面对何涛的生意也比较支持。
半年时间，何涛已经卖出100多台电脑，其中40多台卖给了工人。最近有家酒店找上门来，要200台电脑，这笔生意可以让他赚上好几万元。他在富士康的工作，成了他的社交平台。何涛掩不住兴奋地说：如果他有10万元，就到德源镇搞网络去，那里工人多，需求大，一下子能挣几十万元呢。
我和何涛分手时，他说：“和你聊聊天，我的心情痛快多了。”我问他，工人们的上级是否比他们轻松？何涛摇摇头，他说管理层的压力更大。
何涛提到了线长钟大伟。钟大伟是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四川广安人，长得特别精神，腰杆挺拔。他辗转中国四处打工，游历了云南曲靖、广东佛山、福建南平、江苏徐州等地，最后落脚在成都。
钟大伟2012年初在富士康做过2个月工人，觉得钱少，又在成都一家酒店做过领班，包吃包住，一个月2400元。现在，他又回到富士康，因为有过管理经验做线长。何涛说钟大伟的压力更大，线长是夹心饼干，上面的人压任务下来，下面的人又冲着他发牢骚。工人短缺，还得哄着工人工作，两头受气。
可是，钟大伟想得很清楚：做了线长就好好干，争取更上一层楼。他再也不想回到老家，相比之下成都的诱惑力大多了。
我和何涛聊完天之后，他还打了一个电话：“唐老板，过来吃个午饭吧。”他介绍我认识的这位唐老板 大名叫唐军华，1976年出生，比何涛、钟大伟大了一轮还多。他是四川简阳人，1991年就在深圳宝安打工，先当保安，一个月赚400元；后去东莞长安镇做裁剪，一个月赚八九百元；又去大朗镇毛织厂做烫衣工，这份工作做了15年，活计多的时候一个月赚5000元。2010年，他揣着20万元的存折，带着妻子和一对儿女回到了四川。
“孩子大了，还是要回家的。”唐老板说。
回到四川之后，唐老板在成都龙泉做过水果蔬菜批发生意，赚了十几万元，但打牌输掉了。他的妻子忍无可忍，跟他离了婚。女儿归唐老板，儿子归妈。在做了一阵子杀猪卖肉的生意之后，唐老板又买了一辆三轮车，从老家简阳拉农副产品到龙泉卖，简阳离龙泉50公里。
唐军华在富士康短暂地做过几个月的工人，他说刚进车间就觉得眩晕，四周窗户密闭，令人透不过气来。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慢慢适应。
“富士康收入太低，我这种成年人没法养家糊口。”唐老板现在买了一辆摩的，就在西南公寓门口载以前的同事，月收入3000至5000元—如果他打牌上瘾忘记出车的话，就挣得少一点。唐说，上半月生意好一点，一天能赚两三百元，因为工人刚发工资，但下半月生意不太好，工人的工资花完了，一天只能赚百把元—富士康的工人很多是月光族。
开摩的不是长久之计。这位精瘦黝黑的汉子一直在留意附近有没有生意可做。他望着旁边仍然在施工的富士康西南公寓三期，说：“等这里建完了，估计会有一些铺面出来，到时我再琢磨做一点什么生意。只要有人气就会有财气。”
2010年，随着沿海的一些企业西迁，工人也出现回流的现象。很多像唐老板和前面提到的王强这样的人，都回到了内陆的家乡。产业转移之后，他们的工资即便和在沿海时仍有几百元的差距，但刨除在外省工作产生的额外生活费—例如回家的路费，其实收入相差无几。并且，在家乡工作，这些工人能够就近照顾家庭。过去的劳务输出大省，农村人口结构严重失调，造成大量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以及妇女—劳动力的回流对于调节社会结构大有裨益。
加拿大专栏作家道格·桑德斯写过一本记录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他在那部书中批判了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的缺失。“政府在移民劳动者问题上的不作为，或者称作‘过度作为’更合适：致力于消灭贫穷、脏乱的城中村的同时，也剥夺了移民劳动者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毁灭了他们有助于改善一家子生活的小店铺，一块在中国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里的立足之地。”
政府没有帮助外来人口融入这个城市，而把他们当作吃青春饭的外来劳动力使用。外来人口在心理上没有安定之所，就要在不同城市间流动，造成了沿海地区的工人短缺。2008年春节后，有近200万的外来劳动力没有回到深圳—离开深圳的外来劳动力占了在深圳外来劳动力的18%，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深圳职位空缺的数字在2009年底达到70万。深圳市将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从450元提高到750元再调高到900元，也没法吸引劳动力回头。2010年，又有数十万人离开深圳，导致深圳面临超过20%的工人短缺。深圳再次宣布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100元。但到了2012年1月，成都市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1050元和它已经相差无几了。
郭正模教授说，深圳解决了稳定就业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定居问题。这是四川所需要避免的。产业转移已经让四川政府解决了劳动力稳定就业的问题，接下来是解决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定居问题：如何获得城市户口？如何享有城市福利？
目前，成都定居的门槛很高：第一种相当于投资移民，在成都购买75平方米以上的独立私有产权住房，即可获得成都户口；第二种相当于技术移民，大学生就可以将户口转到成都。这两条都不适合我所遇到的普通工人。
郭正模教授认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根子，在于解决农民土地的产权问题。“离土不离乡”的农民，没法享受到城市福利，生活不稳定，土地就是他们最后的社会安全保障—至少有田种，饿不死人。
但是中国的问题恰好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产业产权不清晰；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不能随意转让，大量农村的房子空弃、荒废。如果能够明确农民土地产权，允许其转让，他就可以通过土地换取一笔收入，将这笔收入用于购买城市的房子，成为城市人，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就业，享受城市福利。
“现在来自农村的第三代产业工人，不知种地为何物，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或在城市边缘地带生活，却融入不了城市。”郭正模教授说。这些90后的工人受不了父辈吃过的苦，经常打工几个月就辞职，钱花光了再打工，成了城市中不稳定的流动人口的一部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部分人市民化。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工作，市民化的核心是解决居住和户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