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GDP，其实还有其他标准可以衡量，过去5年中国的建设，哪里进步了，哪里在退步。

7月30日，首份披露城乡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5）在第三届互联网金融外滩峰会上发布。该指数综合测量了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内地31个省（包括直辖市、自治区）、337个地级以上城市，以及1754个县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时间跨度为2011年至2015年。

指数显示，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地区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在部分指标上，中西部地区甚至比东部地区有更好表现，展现出“弯道超车”的可能。

数字普惠有了精确画像

为何要编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在第三届互联网金融外滩峰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过去的普惠金融讨论和指标往往局限于传统金融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性，但缺乏从创新性互联网金融角度来科学、全面反映我国现阶段普惠金融实践的统计指标体。”

事实上，在一周前刚刚结束的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数字普惠”正在成为备受各界瞩目的热词。

其中，以移动互联技术及数字金融产品创新，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实现机构和客户的共赢受到高度关注。

因此，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联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和蚂蚁金服集团组成的联合课题组，编制出一套科学、准确、全面地刻画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的指标体系。在总指数之外，还包含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以及支付、保险、货币基金、征信、投资、信贷等分类指数。

地区间的“贫”“富”差逐年缩小

值得注意的是，指数结果显示，从2011年到2015年，通过数字普惠技术，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在逐渐缩小。

2011年最高的上海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是得分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的4.9倍，而这一差异，到2013年缩小到1.9倍，低于传统金融，到2015年，这一数字更是缩小到1.5倍。

相比前央行研究局局长焦瑾璞等（2015）根据传统金融计算的2013年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数的极差当中，得分最高的上海市则是得分最低的西藏自治区的2.8倍。

黄益平指出，相对于传统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更好的地理穿透性，形成更强的地区覆盖度，使得落后地区也可以享受到相对更多的金融服务。

337座城市，杭州居首

根据指数的测算结果，在省一级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榜单上，上海、北京、浙江位列前三。

2015年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榜单

在337座城市排名中，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前十榜单的分布与省级指数类似：基本位于东部。其中杭州排名第一，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最靠前的城市。

2015年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榜单

而在细分的一级指数榜单上，尤其是数字服务支持度榜单，中西部的城市及县域有着抢眼的表现：排名前十的几乎全是中西部城市，如青海的果洛州，新疆的塔城地区，西藏的阿里地区等。

1754县城大排名

数字普惠助力中西部地区“弯道超车”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县城层面，与省级和城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排行榜前几名基本集中在东部地区不同，在县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排名靠前的县域，既有来自东部地区，也有来自中西部地区。就影响因素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前20名县域的主要推动因素是覆盖广度因素，其次是使用深度，各县域内使用深度的各业务发展情况差异较大。

数字服务支持度由移动支付占比、贷款利率等指标合成。这意味着虽然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总体仍低于东部地区，但在移动支付端则快速追赶。出现“弯道超车”的趋势。

表11：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前20名榜单及其对应一级指数排名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金融，天然普惠

普惠金融的本意是以可负担的成本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尤其是小微企业及经营者、贫困、低收入等特殊群体提供可得性金融服务。而互联网金融的定位正是通过信息化技术及产品创新，降低金融服务产品的成本，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实现机构和客户的共赢。可以说，创新性互联网金融天然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源动力。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业务的发展，各地区在数字金融上逐渐呈现趋同的特征：2011年不同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之间差异还较大，但到2015年，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已经大幅缩小。

2011年和2015年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趋同主要是因为覆盖广度、特别是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地区趋同所导致。与传统金融机构将主要资源分布于人口、商业集中地区的状况相比，互联网金融使得金融服务更直接，客户覆盖面更广泛。

不管是覆盖程度，还是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互联网金融的产品创新降低了客户准入门槛，使得金融服务的平民化趋势日益凸显，使得通常难以享受金融服务的中小微企业和低收人群的需求得到回应，体现了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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