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浩再次被置于舆论中央。
起因是10月30日，罗永浩被丹阳市人民法院发布限制消费令，限制其购买不动产、旅游、度假、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等高消费行为。经媒体发酵，11月3日晚，罗永浩发布长微博“一个‘老赖’的自白”回应此事。
罗永浩表示，自2018年下半年出现经营危机以来，锤子科技最多时欠了银行、合作伙伴和供应商约6个亿的债务……在过去的10个月里，锤子科技已经还掉了3个亿左右的公司债务，其个人也以各种方式筹款帮公司还了其中的数千万。
这份自白书一出，坊间哗然，此前沦落至为微商站台、转行做电子烟的罗永浩，再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挺罗派认为罗永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败犹荣；而倒罗派认为，罗永浩的所谓的“自白”是真话不全说，是一种手段高明的“危机公关”。
而此次轩然大波的焦点为：罗永浩到底是个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欠债不还、不值得同情的“骗子”？众所周知，创业陷入困境被限制消费的罗永浩不是第一个，贾跃亭，戴威亦是。这些曾经的天之骄子值得被原谅吗？
“泥腿子”改变命运的冲动
《南方人物周刊》杂志曾梳理，改革开放这些年，打破阶层固化的九大通道：高考、倒爷、打工潮、裁军、炒股、下海、留学、新经济和海选。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呈现出波浪状的演进态势，每隔若干年就有一个改变。
罗永浩在创业纪录片《燃点》中如此说：“泥腿子改变命运的冲动，远远强过富五代守住家业的动力。”
在2012年，罗永浩准备做手机。那一年冯唐问他，“你为什么要做手机？”罗永浩答，“如今你每天摸哪个事物最多？我要改变那个事物。”毋庸置疑，罗永浩看到了功能机向智能机变革中的机会，当然，看到这个机会的还有雷军。
罗永浩出生在吉林延边，他是县长的公子，锦衣驽马的折腾点事也不是没有可能。但罗永浩选择的却是另外一条路，他想成为作家，因此初中就辍学了，他坚信，不读书也能成为一名好作家。
罗永浩后来就去闯社会了，他搬过砖、摆过地摊、开过二手书店。28岁之前，他用自己人生的经历诠释了底层生活的样板——各种穷困潦倒。
2000年，罗永浩第一次来到北京求职，花400块租了一个农民的回迁楼，开始苦练英语准备新东方的面试。此后，他成为新东方的老师，年薪百万，后来创办牛博网，再后来创办了英语培训学校。
罗永浩此前的人生跟手机几乎没有关系。融资，搭建团队，经历千难万难。锤子的第一款手机经过两年的打磨，颇有些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味道。
罗振宇在对谈纪录片《长谈》中，向罗永浩提出了一个哲学意味的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向哪里去？”罗永浩用手推了推镜框，回答，“我叫罗永浩，我从吉林延吉来，来到北京快十多年了，要往科技领袖那个位置上去。”
锤子科技的每一次新品发布，都会有黄牛倒票，每一场发布会的收入都超过百万， 罗永浩都会稳稳的成为科技类媒体的头条，风头不亚于被资本疯狂追捧的贾跃亭。
2015年4月28日，乐视网市值一度突破千亿，乐视网也成为继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之后第五位市值超千亿的互联网公司。半个月后，乐视网的市值到了1526.57亿元 。
一直名不见经传的乐视网因为A股的助推，其创始人贾跃亭受到了格外的关注。在各种媒体的报道中，他一直游走在骗子和枭雄之间。
据报道：贾跃亭生于农民之家，家乡是山西省襄汾县汾城镇北膏腴村，地处吕梁山脚，景色优美，但条件艰苦。贾跃亭的父亲是村中学老师，母亲则是农民，家庭条件稍好于当地村民。
家中姐弟三人，他是最小的一个，少时非常瘦弱。22岁时，贾跃亭从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山西西南山区的垣曲县地方税务局工作，这里曾长期是国家级贫困县。
贾跃亭在山西税务系统的一项计算机比赛中，他曾经获得过第一名。这份工作被家人视为“金饭碗”，工作环境好，轻松，待遇高，也让他在当地发展了不少人脉，甚至结识了一名县委副书记的女儿。不久，他便与这位姑娘结了婚。
工作不到一年，心生厌烦，23岁的贾跃亭背着家里把工作辞了，下海经商，开启了他此后大开大合的悲喜人生。熟悉贾跃亭的人告诉腾讯《深网》，草根出身的他，颠覆改变命运的想法深入骨髓。
贾跃亭不走寻常路。2012年9月19日，北京国贸，贾跃亭身穿黑色T恤和牛仔裤，站在舞台中央。这是贾跃亭自2004年创立乐视网之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当天的发布会上，贾跃亭宣布乐视进入智能电视领域。
很多人表示质疑，媒体大多评论他在讲故事。2013年5月7日，贾跃亭带着两款电视机再次走上前台， 2013年，乐视电视销售了30万台左右。第二年，销量则超过150万台。乐视的互联网电视开创了新品类，一炮而红。
春天里迎风自由奔跑
2015年4月14日，贾跃亭在北京五棵松发布了乐视超级手机，一时间，风头无二。在手机的这个赛道里，贾跃亭遇到了罗永浩。罗永浩是工匠精神的代名词，贾跃亭是创业圈里的枭雄。
罗永浩和贾跃亭接受各方赞美的时候，第四次创业潮如火如荼。
O2O是当年最火热的赛道。那一年，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一个有名的段子是，一个保安说自己要做外卖，在一个月内拿到了几万块钱投资，几个月后，钱用光了，换一个方向再来拿钱。O2O创业潮如火如荼。
2014年，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中国创业公司的数量达到365万个，这意味着每天都有10000个公司成立。而据IT桔子的统计，2014年拿到天使轮投资的公司达到812家，拿到A轮的达到846家，拿到B轮的也有225家。
创业潮如此汹涌澎拜，绝非一日之功。
政策维度，中央政府“三大施政清单”、“简政放权”为创业潮提供制度保障；技术维度，互联网日益成为基础设施，创业门槛大幅降低；资本维度，2014年确实也是中国创投行业的巅峰时期。
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2014年VC/PE机构共新募集745支可投资于中国大陆的基金，较十年前市场规模增长近10倍。为什么2014年市场上的钱多了起来，这与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有莫大的关系。
“以往资金普遍流入高利润的房地产行业，创业者很难得到资金的支持。但以2014年为节点，传统行业如钢铁、石化、煤炭产能过剩，这些行业与房地产、汽车行业息息相关。”一名创投界人士分析指出2014年创业潮兴起缘由。
2014年的这波创业潮被称为中国第四次创业潮。而前三次创业潮的爆发，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创业英雄。
1979-1989年个体户创业潮爆发，王石、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等缔造了中国第一代企业；1992-1997年下海潮，这一代的创业者中，诞生了俞敏洪、郭广昌、王传福等；1997-2000互联网袭来，诞生了马化腾、丁磊、张朝阳等。
“感觉北京已经疯了，似乎网龄超过五年，认字三千左右，英语四六级上下，出入过媒体互联网和广告公司的朋友们都创业了，弄潮了，跟天使投资人喝咖啡了，”作家蒋方舟将如火如荼的创业潮”称“新上山下乡运动”
这种疯狂和幸运很快延展到了共享单车领域。
2015年6月，北京大学理科教学楼前，有人推着自行车说要共享自己的单车。这是戴威的ofo收到的第一辆学生共享出来的单车。这年夏天，愉悦资本的刘二海作为摩拜A轮唯一投资人，投了近300万美元，摩拜的创始人是胡玮炜。
戴威，1991年出生于安徽宣城，2009年进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并在第三年成为学生会主席，而他的父亲戴和根是央企掌门人。1982年出生的胡玮炜，是浙江东阳人，200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新闻系，而后做了十年汽车记者。
戴威和胡玮炜都赶上了共享单车的风口。摩拜和ofo成为了近几年资本进入密集度最高，融资速度最快的项目，两家公司背后聚拢了目前中国实力最雄厚的两拨财团。
《财经》曾报道：截至2017年4月，两家公司共计融资总额超过10亿美元，各自估值也都超过了10亿美元，在刚刚完成的D3轮中，ofo估值已经超过了16亿美元。其中，ofo背后站着17位投资方，摩拜背后有22位投资方。
而这种资本带来的便利，毋庸置疑，贾跃亭和罗永浩也享受到了。乐视从创立到落败，有媒体算过一笔账，累积融资超过700亿。
据天眼查统计，从2012年成立至今，锤子科技共获得7轮共计22亿元。天使轮是罗永浩的好朋友陌陌CEO唐岩自掏腰包900万。后来唐岩又帮罗永浩找来了陌陌的投资人紫辉创投，其投了锤子科技的A轮、B轮、C轮。
创业九死一生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2016年岁末，贾跃亭在一封乐视的内部信中坦陈，乐视在资金资源的不足，给业务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贾跃亭对公司节奏过快、一味烧钱扩张的战略作出了反思。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文曾评论道：科技初创企业乐视（LeEco）首席执行官贾跃亭一样表现得有点狂妄。在他做上述表态两个月前，贾跃亭发布了对自己过去“冰火两重天”一年的反思，并谈到了“大公司病”。
乐视的悲剧源于失控，罗振宇在2015年的跨年演讲中将乐视称为新物种，“也不知打乐视为干事忙着圈钱，钱不够了，又回来圈，还是乐视为圈钱假装干事，事不足圈钱了，又找个事，”反正贾跃亭讲的商业故事估计看懂的没几个。
也有投资人点评贾跃亭，他的梦想超越了他的能力，所以乐视才会呈现昔日的困境。
贾跃亭深陷困境的时候，中国创投圈两辆自行车的故事如火如荼。
戴威和胡玮炜被卷入资本竞赛的惯性和洪流。风口出现，两家年轻企业，本来可以很好地去修炼内功，最终又回到了疯狂铺量、狙击对手的老路上。
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的官方文件，在中国每年8000万辆的产量中，出口是大头，内需则在2500万辆左右。其中，在2014年，全年自行车内需仅为2039.7万辆。
而摩拜单车、ofo两家巨头2017年的产能就超过了往年全国内需总量。这种恶性竞争不仅拖垮了众多二三线玩家，悟空单车、小蓝单车、酷骑单车相继破产。吴国勇的作品《无处安放》中，35万辆单车堆叠成山。
资本大潮退去，一地鸡毛。摩拜委身美团，而戴威因为一票否决权的缘故，ofo屡屡错失融资良机。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资金链危机、运营问题、城市政策等诸多因素，导致共享单车举步维艰。
自2018年以来，至少有9家公司因合同纠纷将ofo告上法庭，涉及物流运输、房屋租赁、广告费用、拖欠货款等多种事由，部分案件已达成和解，尚有多起仍在审理之中。
陷入困境的还有罗永浩，2018年底，锤子科技接连曝出资金断裂、大幅裁员，面临生死选择。
锤子的第一款手机发布时，发布会结束时罗永浩说，“我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真”。发布会结束后，旁观了整个发布会的两个保安在聊天，他们都觉得，台上演讲的这个人不去搞邪教，去搞手机真是社会的万幸。
罗永浩的确认真，但他的认真没有放在锤子手机的品控上，放在手机的供应链上，媒体的诸多报道举不胜举，对一个像素超级敏感。锤子的第一款手机花了两年，因为团队要把大部分APP的图标重绘制一遍。
而这两年正是雷军的小米手机在大肆攻城略地的时候，时间太重要了，举个例子，后来周鸿祎也造手机，不是实力弱，而是出发的时间点太晚了。罗永浩后来自我反省说：我一度在貌似没用的地方投入太多热情和精力。
罗永浩的反思并非无病呻吟，与小米的雷军相比，就可窥一斑。
根据IDC的数据，2016年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上，小米已被华为、OPPO、vivo、苹果超越，排第五。2016年5月，原供应链负责人周光平下马，雷军亲手接过小米供应链的管理。年底，雷军表示小米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
雷军，被称为中国互联网的“活化石”，成名于金山软件，一个劳模般的存在，每天平均工作超过16个小时。对于雷军来说，在手机行业拥有一席之地都并非易事。
关于锤子手机的失败，业内分析人士周掌柜评论，锤子的失败并非罗永浩个人的失败，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时代的窗口关闭了，二是对手太强。
有意思的是，在贾跃亭没有一败涂地的时候，还拿出一亿支援了罗永浩一把。
他们成为创业失败者的代表
所有的成功分析起来都大同小异，时势造英雄。而所有的失败累积在一起，却各有各的不幸，死于冒进狂妄，死于资本制造的幻境、死于战略不清晰……但归结起来只有一点，企业的创始人对他所缔造的企业失控了。
关于创业的残酷性，经纬中国创始管理合伙人张颖如此说，“创业3年的公司，93%会死掉，活下来的只有7%，但是所有的创业者，在上路的那一天都没想过失败的后果。”但创业者里面失败的是大多数。
罗永浩，贾跃亭和戴威都失败了。资本大潮助推时，他们屹立潮头，潮落了，登高必跌重。但看看我们当下那些优秀的企业，华为，格力电器……又有哪一个没有穿越过经济周期。
潮起潮落，他们为他们的失败付出了代价。
2017年12月，贾跃亭首次被某地法院出具“限制消费令”。法令显示，事件源于贾跃亭与华福证券的争执。2017年9月4日，华福证券申请贾跃亭公正债权文书，而贾跃亭未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
2018年12月，ofo及戴威收到了“限制消费令”。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披露的信息，2018年12月4日，海淀区法院对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ofo主体公司）作出了“限制消费令”。
2019年10月30日，罗永浩也收到了“限制消费令”。毋庸置疑，这三个人都太有名了，他们成为创业失败者的代表，一举一动都会被刷屏。
贾跃亭被限制消费后，人就滞留在了美国。此后，贾跃亭一直在美国进行造车项目。而经历了FF一系列的融资、与“金主爸爸”许家印“和平分手”的贾跃亭也一直身陷造车危机与乐视债务的双重夹击中。
2019年10月13日，债务高达36亿美元的贾跃亭在美国主动申请个人破产重组。贾跃亭之妻甘薇也曾于2018年2月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限制消费令。
对戴威来说，限制消费令后，屋漏偏逢连夜雨。
2018年12月17日起，ofo积压已久的“退押金”潮终于爆发。12月19日，戴威再次发布公开信，承诺将不逃避，勇敢活下去，为欠着的每一分钱负责，为每一个支持过ofo的用户负责。此后，戴威一直带领ofo自救。
罗永浩的当下，锤子的手机业务已卖身给今日头条，他也进入电子烟领域创业。关于所欠的债务，罗永浩表示，无论如何，锤子科技都会继续做下去。即便最后失败，靠“卖艺”也会把债务全部还完。
从创业者被限制消费，到后续能不能把所有的欠账还上，之间还有一个有待验证的时间。正可谓听其言，观其行，知其所以然。因此，11月3日，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呼吁媒体，不要再用“老赖”这个词称呼失败的创业者。
“称为‘老赖’不公平，人家破产了，有的赖了，有的没有赖，赖的是少数”，他说：“企业家的事业是风险事业，要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奋斗，要从人格上尊重他们。把‘老赖’两个字去掉最好，是对人家起码的尊重。”
因此，对罗永浩们来说，到底是悲情的理想主义者，还是“老赖”，后续的句号还需他们自己划上。说过的话是不是每一句都算数，在这个互联网有记忆的年代，唯有时间来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