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
1996年1月15日，第一根石桩被打入地下，深圳龙华科技园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改革样本之富士康谋变
1993年，即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的第二年，吃了定心丸的投资者们涌入深圳。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细节是，一名台湾商人看中了龙华的一大片荒草地，他扬一扬手，对同行的当地政府官员说：“看得见的这片地我都要了。”他便是如今富士康的掌门人郭台铭。
在短短30年里，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国家，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制造做大做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深圳，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加工贸易制造企业，靠着“大规模、低成本、低利润、高速度、高效率”，在全国乃至全球闯出一条大路。
不可否认的是，在自身毛利急剧下滑和用工成本不断飙升的大背景下，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的中国代工产业前景越来越不明朗。就像当初从台湾踏足深圳一样，而今的富士康正因成本驱动，在中国大陆加速扩张之旅。受成本驱动的“富士康们”如何摆脱不断迁移的宿命？深圳在产业转移之后是否又能如愿“转型”？“代工王”之变对于深圳乃至中国的产业升级，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姓资姓社在上屋生产大队村干部4：3投票结果的微弱优势下，深圳首家“三来一补”厂诞生。从此，“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
工厂是这座城市的胎记，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深圳对于“三来一补”类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态度也充满争议。
1978年12月，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落户宝安石岩上屋生产大队，围绕这家线圈厂“姓公还是姓私”以及“是不是走资本主义路线”争论了半年，终于在村干部4：3投票结果的微弱优势下划上句点。首家“三来一补”厂就在这样的争议声中诞生。从此，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为主要形式的“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
1979年底，深圳市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200家。到1981年年底，外资企业已达1800家。到1985年年底，深圳特区已与外商签订协议4696项，协议投资33.5亿美元，占全国直接利用外资的六分之一。
这类企业以香港和海外华人投资的小企业为主导，形式初级，规模不大。这种深圳村镇经济的雏形，不仅提高了村镇的经济收入，还解决了不少就业。与此同时，外界对于特区期望过高，认为深圳应该首先引进高端产业的外资，而不是“让外国人来剥削中国人”。
在主流舆论并不乐观的情况下，是特区的拓荒牛们顶住了压力，敢想敢干的特区精神让历史证明了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这些加工制造业虽然低端，也难免会引进一些在发达国家淘汰过时的设备，但这些比较适合、实用和低成本的产业和技术，却具有巨大的效应和持久的生命力。而资本和“资本家”的深圳之旅，为深圳的市场经济起到了独特的启蒙作用。一批港台商人以敏锐的嗅觉和先天的地缘血缘关系，让实力并不雄厚的他们成为外资“急先锋”，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深圳的工厂也由此遍地开花。
外资井喷当市场的闸门被小心翼翼打开，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吃了定心丸的投资者们再度涌入深圳。
1988年10月，一个名为深圳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的台资企业在深圳西乡崩山脚下成立，当时仅有一栋租来的五层厂房和150名从广东澄海、潮州、丰顺招募来的员工。“我们早晚会做到世界第一”，对生产线上工人们说这番话的，正是郭台铭，如今富士康的掌门人。
郭台铭为什么最早投资布局大陆？无非是推力和拉力的两方形成合力使然。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基本工资已超过每月约2500元人民币，而内地的作业员则是每月500元人民币，两者相差约5倍。另一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台湾土地价格节节上扬。反观内地土地广大，各地政府为积极招商，除了提供服务，为厂商铺路整地，优惠政策从“二免三减半”放宽至“五免五减半”，也就是前5年不用交税，后5年的税只要一半，如果厂商继续投资，还可以继续享受优惠。
人工成本低廉，招商引资条件优厚，使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成为欧、美、日、韩及香港、台湾等经济体实现低端产业链（主要为代加工、“三来一补”）转移的最佳对象。而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物质匮乏，大量农业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汇入到东南沿海的开放前沿阵地，成为廉价的产业工人。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就在这样的人工低成本、用地低成本以及税收低成本中快速发展起来。代工模式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近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源动力之一。
此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正在大步改革开放的中国，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经历国际国内的重大变局，有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一些不同的质疑声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充分肯定了深圳的实验，也奠定了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南方讲话清晰地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三个有利于”成为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和标准，加速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当市场的大闸门被小心翼翼打开时，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吃了定心丸的投资者们再度涌入深圳。据不完全统计，小平九二南方讲话后，先后有IBM、希捷、康柏、康诺、伟创力、惠普、施乐、大众、斯比泰、鸿城、理光、皇冠、可比雅、三星、菲利浦、西门子以及唯冠、才众、南太等世界知名的厂商和港澳台知名厂商，纷纷来深投资或追加新的投资项目。
1993年，即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后的第二年，郭台铭多次来到深圳龙华，为兴建新厂区选址。一个被广为传播的细节是，郭台铭站在深圳龙华的一块高地上，扬一扬手，对同行的当地政府官员说：“看得见的这片地我都要了”。这一年，外商投资破了多项历史纪录，从71539万美元一跃增长至143217万美元，出现井喷式增长。
繁荣背后“代工巨头富士康是一种‘恐龙’式企业，需要大量的原料、常态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消费市场。只要任一条件发生变化，其生存便会受到威胁。”
富士康的营业收入曾经连续多年保持50%以上的增速，依靠的是规模效应，以及对低廉人工成本的依赖。而正是因为这种高度依赖，使其在创新道路上踟蹰不前。近几年，创新乏力的弊端终于显现。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让富士康无法切入新领域。竞争对手的挖角与抢单，仁宝、和硕的崛起与搅局，让它身陷重围；代工行业自身毛利急剧下滑以及用工成本的不断飙升，更让其难以招架。
“代工巨头富士康是一种‘恐龙’式企业，需要大量的原料、常态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消费市场。只要任一条件发生变化，其生存便会受到威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曾这样公开评价富士康的发展模式。
但这并非富士康一家的问题。在全球代工链条上，代工企业与授权企业之间永远处于不对等地位，这几乎是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潜规则。由于处于产业链的底端，代工和企业处处受制于人。大客户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会把成本账算得一清二楚。像苹果、诺基亚这一类客户，对原材料及其选用的品牌均有指定。
比如，代工苹果的iPhone，所有的成本都已由苹果事先列出清单，连耗材比例都有明确规定，而材料价格也早就由苹果和供货商谈好。来自彭博社的一份苹果与富士康利润率对比图表显示，苹果的利润率从2007年iPhone发布时的15.4%上涨至上季度的30.8%，而代工厂富士康的利润率从2007年的2.7%下降至上季度的1.5%。苹果在4年之中利润率上涨1倍，而富士康的利润率则不断下滑。
与此同时，人口红利消失，人力成本的低廉不再成为代工企业的优势，反而成为影响其利润的重要因素。以富士康为例，2010年6月1日和10月1日，富士康方面两次宣布给员工涨薪，从每月900元上涨至1200元，后又再次上浮至2000元。富士康发言人刘坤曾告诉南都记者，在两次调薪中，富士康深圳厂区的45万名员工中有84%符合调薪要求。按此估算，2010年10月份加薪落实之后，其深圳厂区每个月增加的员工基本工资支出为4.158亿元，一年将近50亿元。同年，富士康全年亏损2.18亿美元，员工成本总计达5.65亿美元，同比增长16.5%.2011年上半年财务报表显示，富士康国际2011上半年营收29 .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滑7.28%.净亏损1800万美元，去年同期为净亏损1.43亿美元。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与其特殊的加工贸易生产方式分不开，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在纺织、服装、鞋、箱包、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广泛采用，在信息技术产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高技术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中，运用得也很普遍。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劳动力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中国制成品大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销售的主渠道。但成功并不能掩盖这种商业模式的根本缺陷、以及这种模式进行工业化的风险。
原材料价格上涨，珠三角的工资水平上涨，人民币持续升值，而同行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的中国代工产业前景越来越不明朗，国际经济环境中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8年1月，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深圳宝吉工艺品厂倒闭。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利润微薄、全部出口，这家每年向欧美市场出口约600万棵圣诞树的全球最大圣诞树生产商，成为“世界工厂”走向死亡的典型案例。同年10月，东莞合俊玩具厂倒闭，全球玩具巨头突然死亡，代工业寒流的担忧弥漫着整个业界。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许卓云曾举例，珠三角上世纪80年代初期崛起的纺织、食品、饮料工业，在1990年代初首先进入停滞期；接着，在19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家用电器工业，也于1990年代中期进入艰难的调整期。如果按照时间延续的逻辑，那么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将会是这个行业的加速死亡期。
迁移宿命富士康依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暗合了30年来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路径，所到之处见证了从沿海到内陆地市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各地政府的每一次发展冲动。
2005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将深圳面临的局面称之为“四个难以为继”：深圳的土地、空间有限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短缺难以为继；人口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难以为继。强调深圳要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这一说法几乎得到外界的一致认可，不少企业意识到这是政策紧缩的信号，加上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下，一时间深圳企业外迁成为风潮。
2006年6月，由深圳贸工局牵头展开的一项企业外迁调查表明，深圳市共有119家工业企业已经或计划外迁，涉及工业总产值90亿元。其中，共有18个工业行业出现企业外迁情况，其中机械、玩具、仪器仪表、塑胶四个行业外迁企业数量较多，合计占外迁企业总数的58%.迁往地点省内集中在东莞、惠州、中山、河源等地，省外则多往湖南、江西、江苏等地迁徙。
当一个城市没有土地、人力和政策的吸引力后，外迁寻找下一个成本洼地，可能是最简单直接有效的方法。2010年，富士康将撤离深圳的消息不胫而走。就像当初从台湾踏足深圳一样，而今的富士康正因成本驱动，在中国大陆加速渗透与扩张之旅。为降低成本，富士康就像一只迁徙的候鸟，不断追逐水草肥美的“成本洼地”。哪里成本更低，哪里给予的政策优惠更多，就奔向哪里。
已经可以查询到的80家鸿海大陆子公司中，大致分布于四大片区：一是始于1988年的，以深圳为核心，辅以东莞、佛山、惠州等珠三角城市圈的华南片区，该区域目前涵盖了大部分3C产品及其配件的研发、加工制造；二是始于1992年的，以昆山为核心，辅以上海、淮安、常熟、杭州等长三角城市圈的华东片区，该区域以便携式电脑及其元件的生产制造为主业；三是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烟台为核心，辅以晋城、廊坊、大连、天津、秦皇岛、营口等环渤海城市片区，该区域主要以手机等移动设备及通讯等专业设备，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研发制造为主；四为始于新旧世纪交替至今，以太原、武汉为核心，辅以晋城、重庆、成都等内陆片区，主要针对内需市场的研发和生产。而最新的富士康扩张版图上，河南和湖南两大省份也已被插上红旗。
富士康在大陆依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恰好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整体经济发展路径———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先东部，再中西部，先沿海，再内陆。富士康所到之处，也见证了中国从沿海到内陆地市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各地政府的每一次发展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