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整个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都找不到一个人，拥有比吴卓浩更奇怪的工作状态了。
吴读书时曾在微软研究院实习，后来成为前Google中国的用户体验团队创建人，现在是创新工场的用户体验总监，但他从2010年3月进入公司直到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不停地装修新办公室。
这家成立于2009年9月，致力于中国互联网早期项目创投的公司，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这从办公室面积的增加就看得出来：2010年9月公司搬进位于第三极大厦的1700平方米办公室时，办公面积是原来的3倍；公司现在要搬进的新办公室，7000平方米的面积又是在第三极时的4倍。而这还不算上海那个刚刚完工的9000平方米新办公室。
所以，吴卓浩的工作非常必需，他负责为新办公室设计所有的水电、网络以及家具和装修风格。据说仅仅设计费一项，他就为公司省下了数百万元。
现在，吴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个曾经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昨天晚上，他在工地忙到半夜，今天一早又毫无怨言地早早爬起来，去中关村科技园区西区办去开会。领导在会上指出，创新工场和清华科技园同时入驻位于中关村核心的鼎好大厦，大牌子挂在外面，代表着园区的形象，所以要统一成蓝色的，“不能搞得花花绿绿”。
创新工场的LOGO是一个白底上有橙色的开放灯泡，周围有很多小点，代表“创新”，底下有绿色的螺纹，代表创业必须经历的“螺旋式上升”。虽然这个标志配色已经用了好几年，但领导认为“还是统一为蓝色好”。
在几天前的搬家仪式上，海淀区领导发言说，创新工场搬家和清华科技园（西区）开园是“海淀新型孵化机构成长的又一里程碑”，这对于创业投资案例和投资金额均占全国1/3左右的中关村地区，意义非凡。
所以，吴卓浩不觉得这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举个例子，创新工场门口放着一窝标志性的鸟巢，里面放着手工制作的会发光的“蛋”，都被领导拿走三四窝了。蛋可以拿，灯泡有什么不能拿呢？
“光杆司令”
在创新工场的高管名单里，吴卓浩属于比较靠后的一个。在他前面还有两个法务官，两个分别负责人力和市场的副总裁，5个负责指导创业的合伙人，以及一个新闻发言人，还有CEO李开复；在他后面是一个首席布道师和一个财务总监。除了这些人之外，创新工场还拥有30多名雇员，他们无一例外都拥有不逊于吴的光彩履历。
即便如此，为了装修吴卓浩还是征用了几名重要人物给自己打杂：财务总监刘秀苹负责总体进度的把握，李开复的秘书、行政主管黄晶晶负责跟物业沟通，首席布道师蔡学镛负责架设网络，联合创始人、新闻发言人王肇辉则负责“跑”各种部门。
没办法，实在没人可用了。吴卓浩手下一个人都没有，手边可以用的只有两个临时招来的实习生，一个学工业设计，一个学室内设计。创新工场技术部门的另一位高管蔡学镛也和他一样，无论是装修还是审批项目，都只有几个实习生可用。
这与2010年夏天创新工场从孵化器向风投转型前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那时吴卓浩手下曾有多达200人的用户体验团队，蔡学镛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随着创新工场旗下的点心、豌豆荚、应用汇等项目“毕业”搬走，吴和蔡的手下团队也被瓜分一空。虽然名义上他们仍然可以给予指导，但每个人心里都明白，大家已经属于不同的公司了。
这并不算什么。创新工场孵化出来的项目“安全宝”CEO马杰说，工场鼓励这种挖角，每个项目的“毕业故事”里都有创新工场员工“跳槽”的身影，这里面甚至还有相当多比例的高管，比如跳到“布丁”的原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徐磊，跳到“豌豆荚”的原市场总监崔瑾，“知乎”的COO黄继新原来是创新工场的投资经理，马杰自己创建安全宝之前则是创新工场的技术总监。
创新工场人力资源副总裁许红梅对此感到很无奈。“很多有经验的人都是在成熟公司的体系里，很少有冒险精神，我谈了很多都不成功。”她抱怨说，现在只能降低标准，比如不局限于从IT行业里找，比如找经验可能不是那么丰富但是人特别聪明、学得快，本身素质很好的。
创新工场招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除了2009年初创时，受李开复校园巡回演讲的影响，工场一下子来了近30位很不错的应届生外，此后工场招人一直都是让许红梅感觉很头大的事。
比如，创新工场最需要的安卓工程师，本身就是市场上的热门职位，与腾讯、百度这些大公司的薪水相比，创新工场能够提供的，恐怕只有梦想。“我们前年去了29所学校，每个腾讯都有60人的团队在那儿，他们每天都跟学校耗着，跟老师关系特好，还有奖学金。而我们只有孤零零的几个人。”许说。
实在找不到人，原来的位置怎么办？只能空着。实际上，一年多过去了，这些被挖角的职位，几乎无一例外都仍然“空着”。
“服务入股”
许红梅原本是创新工场的8号员工，从北电网络跳过来，薪水一下子降了六七成，而且也是“光杆司令”。这是没办法的事。创新工场筹集的资金虽然已经有数亿美元，但大部分必须投资在孵化项目上，指定用于创新工场本身的，很少很少。
“给我们花的依然很紧张。我们作为基金来说只能收取管理费，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别的基金收同样的管理费人家就养十几个投资的人，我们得养四十多个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许很疑惑，但没法解决。
加入工场不久，许红梅辞职了，不是因为薪水，而是因为这个死结。但没过多久，她又回来了，很大程度上是受不了那种死气沉沉的氛围。“iPad刚出来，我请我美国的朋友给我带一个，结果一半的人问这是什么？”
再回来的时候，COO陶宁说了两句话，一是工场现在工资调了，虽然还不够高，但是没那么少了，人力部门有6个人了；二是创新工场是一个独特的模式，也要做一些“独特的、不同于大公司的事情”。这个“独特”的模式在上班之后终于搞清楚了，“你们HR在这里同时也是Marketing啊，也应该能挣钱！为什么你们只能花钱？”
这确乎是真的。创新工场正在酝酿将原本不计成本的人力、法务、商业咨询等服务货币化，让它们成为营运部门，甚至“在创业公司里占1%，或者2%的股份”，吴卓浩、蔡学镛的部门都即将独立成为可以“对外接活”的实体。
许红梅也开始尝试“独特”，人员是不能增加的，她给旗下已经毕业的项目做收费培训，“一小时12块钱”，还有校园招聘，也象征性地收一点钱。来参加的孵化项目不少，但是大家都宁愿出钱，也不愿意让这种随处可得的服务占据自己公司宝贵的股份。许对此很无奈，“这个非常非常难，但也不能放弃，所以我们一点点做吧。”
